每经实习记者 蔡颖 发自北京
2009年12月，中国减持美国国债金额高达342亿美元，中国因此退居美国国债第二大海外持有国。而在2009年11月，中国就已减持93亿美元美国国债。中国连续两个月对美国国债的减持究竟是技术调整还是战略撤退？美国资产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究竟该占何种比重？昨日（2月25日）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（以下简称NBD）记者带着以上问题，对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进行了专访。
NBD：之前你说这次中国减持美国国债是在评估了市场风险后作出的选择，那么你认为这是技术调整还是战略撤退呢？这是不是减持的最佳时机？中国会否继续减持？
谭雅玲：此次减持美国国债不能叫战略撤退，应该是技术调整。现在减持美国国债不能代表一个趋势，只是阶段性的调整，当然这个阶段性的调整中内部因素、外部因素、主动因素和被动因素非常多。
一方面就目前美元升值和美元利率变化而言，现在减持可能是比较好的时机。去年年底美元相对于全年价格是比较好的水准。另一方面，从美国国债的层面来讲，除了美国经济外，我们主要关注中长期投资，而减持是在作短期调整，这是根据我国自身对外投资结构性需求作出的选择。另外我认为，此次减持行为还有一个隐含意义。一直以来中美交往期间，美国对中国在汇率、贸易等方面都显得不够公平，美国强制性地给了中国一些舆论压力，而此次减持美国国债就给了美国决策者一个很好的提示，表明中国和美国应该是一个双赢、互补的关系。或许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并没有这样的含义，但客观上无疑会暗含着这层意义。
对于中国未来增、减持美国国债的问题，我认为应该是有进有出的，这并不是一个单边方向的走势，市场会对于价格、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。
NBD：目前，就我国外汇储备状况而言，我国的外汇资产结构应如何调整？
谭雅玲：现在的焦点是我国在货币金融资产上占主，但相对于资源储备，特别是跟金融属性密切相关的黄金而言，我国的储备量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。发达国家的黄金储备占比一般都在40%以上，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国应采取多元化的手段。
现在关于储备的概念，日本、美国等国家已经将它延展到了资源类，这对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和企业长期的循环是有好处的，所以我国在结构上应该进一步调整。但结构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根本问题，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制度。人们在谈论外汇储备的时候，其实并不是在说储备量的多少，而是这么多外汇储备究竟如何有效发挥对中国经济的推进作用，如何利用它增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话语权和筹码，这是大家所关注的。
另外，我觉得，结构问题并不是完全按照市场机制，实际上它还有很强的计划经济、行政体制的色彩，对投资机会和风险规避而言，单纯地调结构并不是很有效。
NBD：你认为在我国的资产配置中，美国国债应该占何种比重？
谭雅玲：现在争论很大，有些人认为目前中国买美国国债买得太多，但我个人并不这么看。从全球资源配置的角度去看，在国际大背景下，美元交易储备结算投资还是占大头。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占65%以上，在市场交易中比重占70%以上。现在尽管欧元出台了11年，但并没有改变美元占有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的现状，包括中国的货币改革实施了四五年，最终得到的结果是又重新回到单一盯住美元的状况，在市场中人民币和美元的交易占90%，这和过去相比是没有变化的。
我认为，目前我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和国际大背景、国际制度和金融现实状况紧密结合在一起。因为美元占量很大，所以我国配置美国国债所占的比例也会很大。
另外从投资品种的选择来看，风险评估很难判断，而国债相对来讲其盈利性、收益性、安全性都是最好的，那为什么不可以投呢？在美国国债持有量的问题上，我觉得外界应该根据现实市场分布和结构来客观判断和评论。当然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，合理不合理还是要根据国情和专业技术，而不是盲从地认为它不好就不持有。
NBD：在今年，贬值仍然会是美元的主基调吗？你认为应该怎样有效规避美元贬值的风险？我国如何应对国际外汇市场的变化？
谭雅玲：我认为贬值是美元在今年的主基调。但美元贬值恰恰也给出了可投资和入市比较好的条件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美元是在升值，然而美元升值和贬值都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现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我们不能把美元贬值这个短期行为作为长期价值的评估，美元的短期价格并不代表长期价值，美元在贬值的时候它的价值魅力并没有丧失，它的市场份额、制度主导和影响力依然非常强。
我认为现在我们不能把焦点和核心问题全放在货币的价格上，落脚点应该在制度上。从外界对人民币的评论角度来讲，人们关注国际化或者关注货币开放，都是在价格问题上迂回，而严重忽略了制度问题。事实上如何实现制度改革，改革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成功，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思考的。